为虎作伥的腾讯与监视无处不在的微信

“老大哥在看着你”

图片来自 wordpress.com

还是在56k Moden拨号上网的年代,腾讯靠抄袭ICQ做出了QICQ,后来改名叫QQ。进而QQ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几乎雄霸中国即时通讯软件的头号交椅。微信作为一个即时通讯的社交软件,出来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取代短信与电话功能,但是一开始的名声却是非常不好,其可以说是最初代的“约炮”软件。而后微信靠“朋友圈”与视频通话突破中老年人市场并让用户年龄迅速下探,几乎取代QQ,后来居上成为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即时通讯软件。腾讯靠着QQ与微信两个软件所拥有的超级庞大的用户群,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与之相对的,腾讯却丝毫不在乎用户的隐私与言论自由,伙同共产党当局,肆意践踏中国人的尊严。今天就来通过笔者的切身经历聊聊微信这个软件中中共与腾讯设下的无处不在的监视。

这种监视,具体就是在微信中聊天的内容没有任何保密,中共当局与腾讯可以查看用户任何的聊天内容。这里可以以笔者自身的“喝茶”经历为例:

2019年5月的某一天,在笔者的家人群中(6个人的非常小的小群,笔者父母、岳父母、妻子与笔者自己),笔者的父亲转发了一篇《突发,川普拟立法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读书?噩梦再度成真?!》的“惊叹体”公共号推文,该推文由一个叫“北美学霸君”的账号发布。类似“北美学霸君”的是一系列由在中国大陆操作的假冒国外生活人士的公众号。他们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利用包含夸大的事实与虚假的消息的“惊叹体”来制造焦虑甚至恐慌。共产党常年空喊严打虚假新闻与虚假消息,却对这类真实传播虚假消息的公众号不管不问。由于笔者一直非常鄙视这类“惊叹体”且不满川普与习近平二人任性的贸易战,于是对该文进行了驳斥,表示“北美学霸君那是假洋鬼子,习惯发这种恐慌文章,赚恐慌钱,就是国内人搞的”,也劝笔者的父亲不要相信这类的公众号与垃圾文章,最后表示“我只希望川普和刁斤屏这两个傻子赶紧把这个事情(指贸易战)结束了,别搞得打仗”。(请注意“刁斤屏”三个字与“习近平”完全不同)

然而可能就是最后这个“刁斤屏是傻子”惹毛了中共当局,而请我“喝茶”。发出那条消息后,不久这个微信群就再也不能接收到其他成员发出的消息,只能看到自己发的以及这条消息之前大家发的内容,但是我们都没有察觉这个异样。第二天凌晨12点半左右,笔者的微信被强制下线,再次登录提醒“该账号涉嫌传播恶性谣言”“限制登陆,不可解封”,这才意识到真的可能出事了。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笔者对腾讯提起申诉,却唯一能得到的结果是“永久限制正常登录”。两天后,笔者正在午休,却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有人喊我去居委会一趟,处理某些事情。于是笔者先见到自己的母亲,再一起前往社区居委会。至于先联系笔者的母亲,再通过笔者的母亲来告知笔者,这也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法之一:先从你的亲人下手,这样你才更容易就范。

在社区居委会,见到了片区民警。中国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好,该民警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需要处理我的微信相关发言,并且将他的上级指示出示给笔者看。从该指示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共产党在深圳市的网络安全部门指示湖南省的网络安全部门处理此事,需要处理的就是“我只希望川普和刁斤屏这两个傻子赶紧把这个事情结束了,别搞得打仗”这句话。该指示中一字不差地引用了笔者的这个句子。自此,笔者也算是终于明白:在微信内,用户的聊天内容,对于共产党而言是完全公开,完全可查的,用户的聊天作为隐私被共产党一览无遗。

至于再接下来,则是片区民警带笔者及笔者的母亲到片区派出所,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喝茶”过程。二十多页的记录,包含“是否翻墙”“是否在国外认识人”“是否参加境外组织”等等。由于笔者在国外有同学,虽然追问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经办民警们似乎也不愿记录那么多,当然笔者也就搪塞了过去没有提供。他们的上级还有进一步指示:他们查到笔者曾经有Facebook账号,需要笔者上缴该账号或者在他们的监督下关停该账号。笔者解释开通Facebook账号时间太久远,已不记得账号与密码。他们提醒笔者回家后找回密码,再上缴账号。最后,则是“喝茶”过程的关键,写保证书,按手印“画押”。

全过程,基层的民警们都很友好,并没有过多为难笔者,他们也是对共产党做出这类监控与处理表示无奈,但是也表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上级怎么要求也只能照做,希望笔者能理解。同时他们也提醒,要是再犯类似事件,处理层级再往上提,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至于需要笔者上缴Facebook账号的事情,笔者以Facebook网页根本无法打开,无法做出找回账号的操作作为了理由,片区民警考虑到这也是实际情况,便如实上报,他们也就没有再作追究。

然而基层民警的无奈与友善并不能改变该事件对笔者的伤害。整个事件对笔者的创伤却是不小的,导致笔者在接下来两周的时间都无法平复内心中的愤恨与恶心,两个月的时间内晚上反复失眠与噩梦,时至今日,这一年半中只要回忆起该事情就想呕吐。这事件留下了这么几个问题:作为用户隐私的聊天记录,腾讯为什么能看到?深圳的网络安全部门为什么能看到?是谁提供给他们的?中共当局又是怎么知道笔者有注册Facebook账号的?如果拿到了笔者的Facebook账号,他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拿了这些收缴的账号去作为“五毛”账号?最后,笔者的那句话又违反了哪条法律?这是践踏笔者的言论自由吗?

在这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对于腾讯与中共当局的手段,笔者猜测:第一,或是腾讯将相关聊天记录提供给了中共当局,或是中共当局强迫腾讯开放所有的聊天记录;第二,中共当局和腾讯面对所有用户聊天记录这个数据库,有相应的算法或者机制,用以扫描他们认为重要的相关内容,而且这个扫描的关联是包括拼音、英语、谐音、同义字词的;第三,一经发现有问题,由深圳方提出至相关省市所属单位,最后再到基层,请“有问题”的用户去“喝茶”,进行警告与教育。在这其中,腾讯为虎作伥,协助中共当局无视宪法与相关法律肆意侵犯用户的隐私,践踏用户的言论自由。

对于Facebook的问题,笔者也只能猜测:或是Facebook在退出中国大陆之前,曾经迫于中共的压力,提供过用户信息给中共(因为笔者的账号注册时间比较早);或是中共已经完成了对Facebook渗透,可以随意拿到中国区所有用户的信息。不管怎样,这都揭示了中共想要在网络上控制所有中国人社交账号的野心与不轨企图,联想到曾经见到过的中共中央某些官员说过的,他们手头的新浪微博账号的权限比新浪管理员的权限还高,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这直教让人不寒而栗,这不就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老大哥吗?

时至今日,笔者的那个微信号由于“传播恶性谣言”依然处于被“永久封禁”的状态。至于是违反了哪条法律,笔者是一直想不明白,即使有问题最有可能是“毁谤”。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一个只有6个人的家人群,笔者也实在是不懂严重性在哪里。然而对于独裁政权而言,越是不让人说什么,就越可能是真事,或许在独裁路上一去不回头的习近平,为了权力敢直面人民的唾弃与千古骂名,可能真是个“傻子”。

这个事情过后,笔者及家人再也不用微信以及中共当局可控的相关软件传送任何重要资料,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告诫身边的朋友,千万要小心这些软件泄露隐私。对Facebook问题反思,我们更是惊醒,中共的渗透能力不可小觑,即使是对被强迫将服务器设置于中国大陆的苹果公司的产品而言,也还是要小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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