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后哭笑不得的中国出版现状：为何要在百姓们出书的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呢？
2012年11月，在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五代最高领袖之后，由于权力不太稳固，他并没有立即对新闻出版等文化产业进行控制。他当时专注的应该是通过反腐来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权利，并无暇顾及旁支的传播与媒体。出版业者依然过着江胡时代既可歌功颂德、又可打擦边球的日子，“文化大革命”依然可以批判，甚至可以对政治体制表达一些看法；图书出版的审核也不严格，许多所谓需要严格审核的“重大题材”“敏感题材”也是很容易就通过了。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习近平权力的不断巩固，他终究还是要控制新闻出版这种喉舌部门的。2013年3月，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挂牌，就有传言出版行业要收紧，图书出版质检开始加强。“文化大革命”是否重来？这成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出版界的深深担忧。接下来三四年，地方出版社逐步感受到了压力，质检加强、审查加严，具体的表现就是一句话：“这也不能出，那也不能出，只有歌颂共产党的才好出”。地方出版社的运营几乎都是战战兢兢，仿佛都在等待一场暴风雨；而国家级出版社依然潇洒，高价贩卖着它们的书号（在中国，书号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共产党严格控制与分配的，每个出版社能有的书号数都是固定的，每一本书出版要用的书号，都需要去统一机构申请）。
不管出版社与编辑们怎么小心翼翼，该来的还是要来的。2018年1月，习近平统治终于巩固，因此，他与他的党羽们妄图推翻”文化大革命“定论，在初中教材中将这个”浩劫“改名为”艰难探索“。这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大讨论、大反弹，然而大权在握的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民众想的是什么，他们一意孤行不断美化”文化大革命“与导致这场浩劫的毛泽东。接下来，同年3月，习近平修改宪法终于坐上了中国的皇位，而对于出版业者更悲剧的消息就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新闻出版工作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由中宣部统一管理。自此，出版业在中国不再是人民的出版业，一众出版社也彻底沦为了共产党的统治工具。
自2018年以来，中宣部先是大肆削减各个出版社的书号数量。比如某省级人民出版社，以2020年为例，除去中宣部、省宣传部门等各种任务出版之外，所剩的能用于社会出版的书号不足30个。削减书号导致的结果那就是书号价格飞涨，再以该省级出版社为例，2014年左右在该出版社出社会书籍，一般作者需要补贴出版社3万5千人民币左右，业内称为补亏出版，直白话就是购买书号；但是到了2019年，该出版社由于书号数量较之前爆减，这笔费用也涨致8万人民币以上，而且没有关系还根本拿不到书号。不但地方出版社如此，中央的国家级出版社也不能幸免。书号数量减少，价格飞涨最终导致的就是一般老百姓即使能写个书出来，几乎很难拿到书号，有关系拿个书号也要花一大笔钱。与削减各个出版社的书号的同时，中宣部更是全面加大了质检与处罚力度，并有消息称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关闭一批出版社。这导致各家出版社的运作更进一步收紧，一般老百姓要出书，是难上加难。
与一般老百姓出书越来越难的是，各家出版社倒是越活越滋润。共产党这群统治者们不是傻子，也知道出版社作为企业，这么多的限制它们是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下去的，每一个出版社还有百来十号人要吃饭。所以他们也就创作了无数多的大规模的“主题出版”，也就此找个理由给各个出版社拨款。于是许多出版社账上的资金数以千万甚至亿计，出版社的领导们一个个笑靥如花。至于编辑们呢，也只能违背内心紧靠“主题出版”，苦苦混口饭吃。
自此，整个中国的出版业，一番“欣欣向荣”，大规模的“主题出版”成为中国出版的主流方向，出现一大批“优秀”的和代表这个时代的“主题“出版物；而这“欣欣向荣”之下则是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无法正常出版自己的著作，广大编辑们则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作者、自己喜欢的书稿来出版。这一正一反的囧境，真是让我们这些从业者哭笑不得。